2008年8月7日下午五时，当人们正满怀欣喜的期盼即将在20多个小时之后的奥运会开幕之时，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却因一行人的到来而气氛凝重。由于在之前的一个月讨要拖欠的劳务费未果，孔庆春等四位农民工强行将两名包工头带到工作站，情绪激动的农民工表示，若不能支付被拖欠的劳务费28740元，他们将连同一起被欠薪的其余十几人上访闹事。了解情况后，工作站立即上报到区司法局，司法局当即启动了《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丰台区法律援助突发性案件应急预案》，启动了农民工快速援助程序，指派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两名律师承办此案。

    援助律师接到指派后，于当晚第一时间了解案件情况：孔庆春等18名农民工于2008年6月8日至2008年7月8日期间在丰台某处做房屋改扩建，该工程业主为陈某，承包方为一包工头方某，后方某又将该工程劳务部分又转包给另一包工头杜某。工程结束后，工人多次找杜某、方某讨要劳务费，但两人均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工人劳务费，后方某、杜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2008年7月17日之前方某支付杜某21700元用于发放工人劳务费，但双方未按约履行协议。

    援助律师在了解基本情况后，考虑到目前农民工的情绪比较激动，加之第二天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日，如果按照常规通过诉讼渠道解决，有可能在诉讼过程中农民工会作出妨碍奥运稳定的事，为此，在区司法局的指导下，决定以调解方式解决，力争用最快速度妥善处理。当即，律师刻电话联系业主陈某，在律师的斡旋下，陈某与方某经过充分协商后，达成口头协议：以之前达成的调解协议为基础，约定由陈某出借15000元给方某，方某另外准备5000元、杜某筹措1700元，共计21700元于次日送至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在业主代表和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监督下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此时工作站大厅时钟的指针已经指向8月8日的凌晨。

    接下来，当援助律师原本以为可以顺利解决此事之时，没想到事情又出了岔子，在包工头杜某现场通知所有工人来领取劳务费时，其中一位姓姜的农民工，在电话中坚持必须按照30000元的欠条支付工人劳务费，且主张离场后10位民工为讨要劳务费所发生的误工费18000元也同样一并支付，这样算来解决问题至少需要四万六千元。

    这突如其来的主张，让律师不得不重新对案件的事实进行了解。针对30000元欠条的事实再次向两包工头进行了核实，最终了解到，此欠条是二人因受到姜某的胁迫出具的。虽然包工头自称是出于受胁迫，但当时均未报警，如果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撤销该欠条，包工头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所以只能说服工人做出适当的让步，否则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但目前可以确定第二日可以拿到工作站来的钱只有21700元，矛盾再一次突出并激化。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半左右，经历反反复复的包工头杜某显然已经被此事折磨得精神恍惚，在值班律师的耐心开导及劝说下，应允第二日再来解决。

    转战次日，援助律师为此事的解决制定了各种方案。经历了农民工、包工头一轮轮协商不妥，欲到区政府上访、被律师劝回后，援助律师王孝顺再次与司法局副局长巴恩来、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进行汇报与沟通，最终确定：1、案件力争经过调解，尽量不要让各方因此事再发生争议；2、如果实在无法一次性解决，可以先解决部分，有争议和困难的部分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3、如果上述两个方案都不能别接受，劝导农民工一并通过诉讼途径依法解决。

    援助律师首先提出调解方案：因为包工头无力再拿出多余的钱，所以只能将劳务费和误工费一并解决，工人放弃误工费，在21700范围内按照比例实际发放。在律师反复的劝说下，工人们仍反反复复不到达成一致，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律师感到有必要让工人们仔细的考虑考虑调解未果后可能面临的处境。所以决定次日继续进行。

    第三日，在律师时而义正词严讲理、时而推心置腹地劝告下，三方最终在8月8日调解方案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按照今天亲自来工作站的人应得劳务费实际发放，未到现场人员暂且不考虑。按照实际到现场人员全部付清劳务费，共计19050元。

    通过法律援助的快速处理、律师的艰苦努力，终于及时化解了矛盾冲突，避免了上访事件，阻止了暴力的发生，这起群体性欠薪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丰台法律援助为和谐丰台、平安奥运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充分体现了援助律师的专业水平、政治素养及其社会价值。